外高加索三国是古老“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它们将中国、中亚与欧洲联结起来，且地缘政治意义非常重大，1991年以后一直是大国争夺的对象。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内，中国与外高加索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三国建立起了紧密合作关系。三国积极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将其视为重要机遇，政界、学界乃至媒体都予以热烈回应和积极配合。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中国与相关国家的许多合作项目顺利推进，中国对高加索地区的影响进一步加强。中国与外高加索国家的合作前景中，中国也将面临外高加索国家自身存在的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消极问题乃至安全风险。主要体现在:外高加索三国内部的社会政治问题、外高加索三国之间的复杂关系、相关国家输入性恐怖主义、外高加索地区可能面临的地缘政治变局。大国在某地区的竞争也会波及其他地区，甚至在全球引发共振。2018年以来，外高加索地区乃至周边国家以及遥远的其他地区都发生或酝酿着深刻变局,这些趋势和动态都不同程度地相互交织,互相影响。中国在外高加索地区拥有巨大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利益，因而必须正视这些安全风险，并审慎规避。
在世界历史进入到“百年未有大变局”的背景下，在主权国家仍然是而且还将长期是世界舞台上最重要角色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在其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追求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是极具必要性和正当性的，这也提醒我们去深入理解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些本质性特征。
北高加索地区地理条件复杂、地缘位置敏感、民族构成多元，是俄罗斯矛盾最集中，治理困难最大的“边疆地区”。无论是俄罗斯帝国、苏联还是当今的俄罗斯联邦，针对北高加索地区的治理思路基本一致。即缓解地区民族矛盾、加强各民族对统一国家的认同、维护地区安定、推动地区现代化进程。俄罗斯帝国和苏联边疆政策展现出了较强的极端性和多变性，给北高加索地区造成了不少新的治理难题。自普京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统以来，针对北高加索地区采取了强化统一国家意识、加强垂直权力体系构建等一系列综合治理措施，对症下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该文通过具体的分析，展现了中俄边疆社会形态以及跨界群体（cross-border populations）的特征，关注他们身上诸如转瞬即逝的社会网络以及非民族化（non-national）的身份认同，并通过对俄国边境相关状况的分析，探究其与中国相接壤的国境在影响“俄国”作为一个政治形态的概念化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并反过来讨论俄国这一观念的演进历史，从沙皇帝国（Tsarist Empire）到苏联(USSR)、俄罗斯联邦（Russian Federation），对这个国家如何看待边疆所造成的影响。该文的研究对于我们进行相关边疆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当然，其中的一些看法也跟国内的某些研究有不同之处，需要读者在阅读时加以辨析。
9月23日至24日，由西安交通大学主办，西安交通大学亚欧研究中心、陕西社会治理和社会政策协同创新研究中心、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共同承办，西安交通大学社会科学处、西安交通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支持的第四届“丝绸之路”全球治理论坛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中亚合作”学术研讨会在西安举行。 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席光在开幕式上致辞。来自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暨南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四川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西北政法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有关部委、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国际问题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期刊编辑部主编出席会议。西安交通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梅红主持开幕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帝国”概念生发的诸多理论成为讨论俄罗斯史的重要框架。国内外学界对帝国的论述可分为文明帝国论、资本帝国论和多元帝国论三类范式。多元帝国论为冷战后欧美学界书写俄帝国史的基本史观。本文从18-20世纪初俄国与中亚草原地区互动的具体历史经验出发，指出多元帝国论存在忽视帝国近代转型的问题。在回顾18世纪30年代、19世纪20年代、19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初四个主要历史时段俄国对中亚草原政策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俄国在征服和统治中亚草原的进程中，并未刻意在该地区维持多元治理架构，而是在19世纪60年代的管理体制改革和 19 世纪末的移民政策之下，将草原地区逐步整合入帝国版图。从上述历史事实出发，本文尝试以近代转型视角补充现有的帝国理论，强调区分讨论“古典帝国”与“现代帝国”的必要性及理论意义。
俄罗斯帝国的边疆形成过程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段，伏尔加一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波罗的海沿岸、尼曼河-维斯瓦河-第聂伯河流域、黑海-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在不同阶段逐渐成为其边疆。大致以19世纪 30年代为界，其边疆治理在此前主要因循王朝传统，即以对沙皇的效忠为纽带，形成不同地域、阶层、宗教、语言和习俗人群的联合。19世纪 30年代之后，王朝传统所依托的政治经济基础受到工业革命和地缘政治博弈的强烈冲击。以19世纪中后期成为边疆的中亚地区为例，俄罗斯帝国的边疆治理既面临全球市场扩张带来的新挑战，也获得了技术进步带来的新治理手段。传统的帝国史研究范式强调“从帝国到国族”的单向线性历史进程。俄罗斯帝国的边疆治理一定程度上可作为反思这一范式的案例。
1991年以来，中亚南部边缘绿洲奥什地区诸多冲突事件与该地带在中亚地区的社会—地理历史结构的位置移动、空间压缩和时间性堆叠颇多关系。层累的边疆性不仅可以作为解释当代中亚国家建构进程中边界与族群冲突问题的深层结构，而且也是亚欧大陆地区国家转型中的一般现象。对此种边疆性的考察有助于推动中国边疆研究与域外研究学术议题的整合，以及对不同类型区域社会体系展开比较研究。
8月23日-25日，西安外国语大学“陕西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丝绸之路与欧亚文明研究中心联合喀什大学“新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历史与文化研究基地”、上海市社会科学事业发展中心（《学术月刊》杂志社）合作主办的第十一届边疆中国论坛暨“中国的边疆治验、文化政治与理论探赜”学术研讨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于新疆喀什召开。我校陕西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俄语学院院长黄达远和基地部分师生代表联合主办方与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等20多家高校及科研机构的70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喀什大学国家民委基地首席专家许建英、喀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吴艳华出席会议。
7月8日，由西安外国语大学环里海研究中心、俄语学院、区域国别研究院、国际关系学院和丝绸之路与欧亚文明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中亚-环里海区域研究”首届学术论坛顺利召开。此次论坛以跨学科视野下的中亚-环里海区域研究为主题，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北京大学、兰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青海民族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和西安文理学院等三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主题发言与会议研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