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了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十年间，中东地区主义与联盟形成模式的变迁。旨在解释：为何区域组织，尤其是阿拉伯国家联盟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尽管在初期表现出积极的行动，却未能推动任何持久的区域合作。其次，文章试图阐明为何由政府主导、非正式且不稳定的区域联盟最终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些联盟往往吸纳非阿拉伯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本文研究方法借鉴了斯蒂芬·沃尔特的“威胁平衡”理论，同时主张该理论需要融入自由-建构主义视角，以评估威胁的本质以及国内因素的重要性。虽然本文将阿拉伯之春视为一个潜在转折点，但我们对起义后中东地区合作与冲突模式的分析表明：政权安全（或不安全）与动态变化的威胁认知才是关键驱动因素。这些因素解释了为何既有区域组织被边缘化，而那些更具替代性和多变性的区域合作形式，即“流动联盟”的盛行，反而成为区域合作的主流模式。
苏联中亚地区的地理特征深刻塑造了其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与经济图景。作为苏联人口增长最快、民族构成最复杂的区域，中亚的突厥-穆斯林群体生育率长期居高不下，农村劳动适龄人口增速远超其他地区。然而，苏联中央政策长期偏向资源开发，特别是棉花种植等初级产业，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缺失，人均投资持续下降。与此同时，大规模灌溉农业引发咸海萎缩、土壤盐碱化等生态危机，加剧了水资源紧张与生存压力。地理条件与历史殖民遗产共同强化了中亚的边缘性。绿洲经济依赖有限的水资源分布，而苏联的资源开发模式进一步削弱了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尽管教育普及与职业流动催生了土著精英阶层，但民族认同的强化与地理隔离加剧了整合困境。苏联解体后，中央财政补贴中断与经济链断裂使中亚陷入深度危机：1991年约半数人口收入低于贫困线，粮食进口依赖加剧，非土著人口加速外流，而土著劳动力因北方经济低迷难以迁移，形成“人口滞留”与潜在民族冲突。中亚的困境本质上是现代化进程中资源、人口与环境的系统性失衡。其经验揭示了多民族国家治理的普遍挑战——地理特殊性、殖民遗产与政策失效交织，导致区域发展陷入恶性循环。随着苏联解体后的经济孤立，中亚面临沦为贫困、生态崩溃与民族冲突并存的典型风险。这一案例凸显了跨学科地理研究的价值，通过空间分布、环境互动与民族动态的综合分析，为理解后发地区的结构性矛盾提供了重要参照。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罗斯帝国和苏联在中亚的水资源开发既塑造了当地生态，也成为其统治策略的一部分。沙俄时期，借助“灌溉时代”的幻想，大型水利工程被用于改造干旱土地、发展农业，并巩固殖民统治。苏联延续这一模式，斯大林时期的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进一步扩大了水利建设规模。然而，这些政策未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反而引发了生态破坏、水资源危机和社会矛盾。咸海的干涸正是这一治理模式的直接后果。苏联将水利与棉花种植绑定，使中亚成为全国棉花供应地，导致阿姆河与锡尔河水量锐减，最终无法补充咸海，造成生态失衡。本书深入探讨19世纪末至苏联解体前的水资源治理，揭示帝国政治与环境变迁的复杂关系。中亚的水利工程既是经济发展工具，也是政治控制手段，工程师与官僚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咸海的命运最终成为现代国家短视发展战略的警示案例。
由于其独特的地缘政治位置，阿富汗在冷战时期成为全球与地区政治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的阿富汗圣战不仅影响了阿富汗，也对邻国，尤其是巴基斯坦产生了深远影响。冷战结束后，阿富汗陷入内战，1996年被塔利班控制。巴基斯坦承认了塔利班政权，但9·11事件后美国的军事干预终结了其统治。此后，美国领导的北约联盟试图在阿富汗建立西方式的政治经济体制，但20年间，多位领导人未能带来稳定。自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的战略重点转向印太地区，并于2020年与塔利班在多哈达成撤军协议，该政策由拜登政府执行。自2021年8月15日，塔利班再次掌控阿富汗，但尚未获得任何国家的正式承认。塔利班能否获得地区或国际承认？巴基斯坦是否会支持他们？塔利班内部的分歧对双边关系有何影响？巴基斯坦与巴基斯坦塔利班（TTP）的关系如何？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未来的互动将如何发展？这些问题是本研究探讨的重点。
这项研究旨在解读在乌兹别克斯坦，政治、伊斯兰教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是调查乌兹别克青年宗教复兴的情况。自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以来，这些年轻人一直生活在一个以启蒙伊斯兰教与政治伊斯兰教之间的对立为标志的社会中，启蒙伊斯兰教是象征乌兹别克民族传统和历史的官方符号，政治伊斯兰教则被视为极端主义，受外国伊斯兰运动的影响。为了理解近年来乌兹别克青年的宗教复兴，有必要区分在国外，特别是在俄罗斯的乌兹别克移民工人的宗教复兴；以及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宗教符号复兴。在俄罗斯，年轻的乌兹别克人发现自己接触到了一种跨国伊斯兰教，这种伊斯兰教反对乌兹别克宗教传统的严格要求，这可能导致他们的激进化。在乌兹别克斯坦，人们的外在形象更多反映了其经济、社会以及婚姻身份，而不是宗教身份。
海湾国家与非洲之角自古以来文化交流密切，语言、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联系为双方战略合作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阿拉伯之春”后，海湾国家政局保持稳定，实力不断增强。也门战争将海湾国家的地缘政治前线推到了非洲之角的对岸。海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财力，通过援助和投资增强了其在非洲之角的存在。另积极参与非洲之角的政治，利用其经济影响力调解冲突，扩大政治影响。它们将非洲之角作为它们之间地缘政治竞争的延伸战场。然而，海湾国家实力不足、投资回报率低、海湾国家之间的和解、大国重返非洲之角等因素削弱了它们介入非洲之角的势头，促使它们重新审视自己的非洲之角政策，在与非洲之角国家的政治交往和经济合作中更加务实。
过去二十年来，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巨大转变，从基于“相互依赖”和软实力的“调解者-整合者”角色，逐渐被“战略自主”所取代。这在土耳其语境下具有双重含义。第一，它为土耳其统治精英提供了一个框架，使土耳其得以与非西方大国结盟，从而在美国主导的等级秩序下谋求平衡。第二，它作为合法外交政策话语，成为政府动员国内选民、瓦解反对派并赢得民众支持的基础。文章认为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已经从根本上的凯末尔主义、防御性和以西方为导向的方式转变为一种自信的、积极的、以中东为导向的战略，这种战略由系统的、地缘政治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因素决定，但更主要的是由政党精英的身份和意识形态决定。本文评估了土耳其外交政策变化背后的主要动力，以及这种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从西方到东方的范式转变，以及国家一贯的长期战略。总之，对战略自主的追求令土耳其远离欧洲，走向穆斯林世界，从而在软实力上处于弱势。当前土耳其政府在中东的冒险政策也令其与周边邻国争议不段，令其在中东走向孤立。
苏联解体后在中亚地区留下了政治和安全真空，但当时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尚未做好独立的准备，他们不具备实现独立所需的基本结构和专业概念，这使其容易受到来自全球和地区的国家对于自身的竞争。这些国家试图以某种方式吸引中亚国家，以保证未来在该地区获得影响力。在这些竞争中，有一种隐性的竞争：沙特阿拉伯王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竞争。这两个国家竞争的实质目的是为了争夺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本研究试图阐明沙特和伊朗对中亚国家的竞争的形式和性质以及对中亚国家的影响。
中东国家对非洲之角的军事化报道引起了学者和分析人士极大的兴趣。事实上，有关分析与文章夸大了中东对非洲之角的力量投射，因为他们低估了相关国家此前以及当下存在的安全问题，高估了其国家力量与军事实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普遍存在的对中东国家的误解和对其军事力量的错误衡量。因此，本文要回答的问题不是土耳其或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等国是否可以在本国地区外重新部署有限的军事资源，而是它们为什么会这样做，以及会部署多久？本文以采访的经验数据、国防统计数据以及阿联酋和土耳其最近发布的数据为基础，明确这些关键参与者在域外进行前瞻性、长期和持续计划所面临的限制。我们对土耳其和阿联酋的军事力量（包括潜在和实际能力）以及它们的安全重任进行了深入分析，其结果与上述结论相同。这些重任限制了土耳其和阿联酋在追求外交政策目标时，对国外军事工具使用的选择范围。因此，土耳其和阿联酋都转向了包括当地合作伙伴、盟军民兵和雇佣军在内的各种远程战争形式。
地区主义是一个综合性概念，适用于世界各地的不同地理区域。近年来，对地区概念的理解变得越来越复杂。一个特定地理区域的确切范围是难以确定的，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方法。新成员通常会受到地区组织的热情欢迎，单个国家成为多个地区组织的成员现象也很常见。中亚地区以其丰富的历史遗产而闻名，这些遗产体现了各种文化习俗和传统，在中亚建立地区联盟对整个地区都大有裨益。中亚当前的形势营造了一种建立正式地区组织的良好氛围，在此过程中各国展示了自己的诚意和敬意。由于地缘政治、文化、地理或经济因素的影响，国际组织的特点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明显的差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尤其是在国际组织的成立和扩展方面。这些国际组织提供专门服务，以满足单个国家在各种情况下的特殊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