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问题是推动中国与中亚共和国之间经济关系的动力。中国致力于缓和地缘政治贸易在能源进口方面的脆弱性，这种贸易依赖航运线路，而在海上封锁的情况下可能不安全。正如亨利·J·凯尼所指出的，“到2025年，通过马六甲海峡的中国石油进口将占其总进口量的四分之三以上，因此中国正在寻找替代方案”。中国政府将中亚视为能源资源的良好替代来源，这不足为奇，因为该地区拥有巨大的能源潜力。里海沿岸五国已探明的石油储量约占世界总储量的 21.6%，已探明的天然气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 45.6%。当我们谈论中亚对中国能源供应的重要性时，我们应将其放在与能源安全问题相关联的更广阔的背景下来考虑，因为能源安全是任何国家安全的一个组成部分。威廉·沃利认为，“能源不安全会降低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和影响力”，没有充足的能源资源（国内或其他），国家就无法成为地区强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拥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来说，由于基础设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能源安全问题变得更加紧迫。 因此，中国政府需要中亚国家，主要原因是为了使其能源供应多样化，而这些国家本身则将中国视为“一个充满活力、易于进入的出口市场，以及一个重要的（非俄罗斯的）渠道，通过这个渠道，他们可以将其商品分销到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重要的是，与其他国家政府不同，中国政府愿意并有能力向这些国家提供广泛的财政援助，这对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是绝对必要的。而且这种支持不受任何民主化、人权和其他西方国家典型要求的限制。 此外，中国在中亚的存在也是对俄罗斯影响力的有效制衡。事实上，“对于中亚国家来说，两个地区大国争夺石油和天然气肯定比屈从于俄罗斯的垄断更‘有趣’”。应该指出的是，俄罗斯似乎意识到，中国不仅是限制西方在该地区影响力的“有用”伙伴，也是竞争对手。对中亚国家而言，中国对确保地区安全，尤其是在防止分裂主义运动方面十分重要。
从1721-1722年彼得大帝的战役开始，近三个世纪以来，俄罗斯在里海传统上一直扮演着关键角色。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以及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这三个新的地区参与者的出现，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新的参与者得到了俄罗斯地缘政治对手——西方国家的支持，它们也将里海纳入其优先利益区，并加入了地缘政治斗争。对俄罗斯来说，这意味着它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大幅下降，失去了对大部分海域及其资源的控制。有关该地区的历史学研究侧重于评估新一轮地缘政治斗争、西方和地区大国的立场和利益，而较少关注俄罗斯对里海的态度及其在该地区政策的演变。本文作者批判性地分析了过去30年俄罗斯对里海政策的变化，并评估了这些变化的有效性，以及俄罗斯从一个对外部行为者封闭的地区的主导者到与竞争对手争夺能源资源、运输路线和政治影响力的公开地缘政治对抗的艰难转变。地缘政治竞争的第一阶段对俄罗斯并不有利。俄罗斯未能捍卫共同开发海洋油气资源的共管原则，事实上允许西方公司开发海洋资源。在西方竞争者的积极协助下，俄罗斯失去了对该地区石油和天然气过境的垄断地位。与此同时，由于与地区邻国的外交努力和积极的政治对话，俄罗斯在2003年之前成功解决了所有海上领土问题，维持了对第三国军队的海上封闭状态，并在2018年之前敲定了《国际海洋法律地位公约》，其中包含了在该地区开展合作的重要原则。因此，莫斯科官方利用其外交政策的传统优势，成功地实现了苏联解体后调整的战略目标，巩固了其作为该地区最有影响力角色的地位。
苏联解体后，里海地区的地缘政治意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1991年以来，俄罗斯在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作用和影响力不断下降，加之该地区各国致力于建立与外界的多种联系，这为外部势力进入该地区打开了大门。
跨中亚铁路由跨里海铁路、卡扎林斯克铁路、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以及跨哈萨克斯坦铁路等构成。中亚约五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其周边，中亚经济的70%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中亚被视为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区，跨中亚铁路建设的主要目的包括与海洋势力的竞争、强化边境地区与中心地区之间的连接作用以及促进中亚经济的特性化等。苏联解体以来，中亚各国的铁路网主要与俄罗斯连接，与其他邻近国家的连接情况并不理想。跨中亚铁路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但其仍发挥着向东西连接东亚与欧洲、向南北连接俄罗斯/波罗的海和印度/波斯湾大陆桥的作用。
世界大国之间的权力互动影响着全球的稳定水平。权力平衡和安全困境是两种可能存在的概念。本文的目的是理解和探讨乌克兰问题的根源。文中提出，乌克兰问题只是两个大国之间更大范围博弈的表现。此外，文章还分析了乌克兰问题对中亚国家的影响，由于中亚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都高度依赖俄罗斯，因此在发生破坏和经济动荡时处于弱势地位。本文将现实主义作为理论架构对安全困境的概念进行解释，并运用话语研究方法进行深度分析，明确俄乌冲突在经济上对于中亚地区的影响。
里海地区是重要的战略空间之一。除邻国外，其他国家同样关注这一地区。里海地区具有多元文化主义、社会可变性和经济多样性等特点。这一地区不仅在地缘政治上是独一无二的，在历史上的国家统一进程也是如此。该地区各国文化和心态大不相同。因此，如果与里海各国相契合的共同理念基础无法形成，文化安全就不可能实现。共同文化和信息空间建设必须将人民身份的动态变化及其日益增强的文化意识纳入考虑范围。无论是在俄罗斯领土范围内还是在不同国家间，俄罗斯里海地区政策的有效性都取决于上述问题的解决。其困难在于历史文明的差异：欧洲文化模式与传统经济实践紧密结合。所以，里海可以被视为“不同世界并存的岛屿”——“东方和西方”。
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是世界政治主张中的两种主要现象。全球主义、地区主义时代，二者被视为是具有相互补足和相互影响作用的现象，或被视为是具有竞争和冲突的现象。全球化对地区主义提出新要求，这并非只是针对某个特定地区，而是针对所有地区。本章主要聚焦于阿拉伯中东的地区主义态势及其溢出效应。由于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及英国的脱欧，伴随着民族主义与保护主义抬头，当下也许不是讨论中东地区主义的好时机。由于该地区缺乏地区合作，导致相关学者和评论家称中东地区为“没有地区主义的区域”（Aarts 1999, 91）或弱地区主义区域。
大国博弈，是大国为了在中亚和里海地区实现地缘战略、获取地缘经济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政治态度。当前该地区战略和经济关系的主要障碍是阿富汗危机。整个19世纪，英国一直担心会有其他欧洲大国利用中亚的政治真空，趁机进入该地区。从18世纪至今，大国在中亚地区的相互倾轧屡见不鲜。苏联解体后，一支新生力量试图控制中亚。中亚，不仅是经济枢纽，政治上也非常重要，从英国、俄罗斯，到美国、中国，几乎所有大国在该地区都存在利益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地区国家，如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土耳其，或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等拥核国家也将目光聚集于此，以便更好地参与到该地区的经济资源当中。本研究将试图探讨当代中亚地区战略与经济关系的整体复杂性，分析这些关系的主要特征、阐明最重要的博弈者及其战略。
《世界探险史》是苏联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约瑟夫·彼得罗维奇·马吉多维奇撰写的一部规模宏大的世界地理探险通史。它详细记述了人类历史上横跨2000余年（从公元前2世纪至1955年）的231次探险活动和许许多多探险者的传奇经历。
